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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禁令下的任正非,采访实录节选
来源:网易科技“大家不要因为华为绑架全社会的爱国情绪,不要煽动民族情绪。”“我们不会轻易狭隘的排除美国芯片,要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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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

美国禁令下的任正非,采访实录节选

来源:网易科技

“大家不要因为华为绑架全社会的爱国情绪,不要煽动民族情绪。”

“我们不会轻易狭隘的排除美国芯片,要共同成长,但如果出现供应困难,华为也有备份。我们在和平时期都是一半来自美国芯片,一半来自华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

“我们牺牲了个人、家庭,是为了登上最高点上。在最高点上,我们与美国有冲突,但最终还是要一起给人类做贡献。”

5月21日,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在华为深圳总部接受网易科技等中国媒体150分钟的采访,对美国禁令、5G、知识产权等热点话题进行回应。

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芯片的问题。我注意到您在18日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华为不需要美国芯片,华为没问题”。华为公司致员工的一封信被刷屏,信中说公司是有底气、有准备的。请问华为的底气从何而来,做了哪些准备?

任正非:第一,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美国公司现在履行责任去华盛顿申请审批,如果审批通过,我们还是要购买它,或者卖给它(不光买也要卖,使它更先进)。因此,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如果真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我们没有困难。因为所有的高端芯片我们都可以自己制造。在和平时期,我们从来都是“1+1”政策,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一半用自己的芯片。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芯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我们将来还是要大规模买美国器件的,只要它能争取到华盛顿的批准。现在时间很匆忙,一时半会估计批不准,缓冲一下是可以的。他们能获得批准的话,我们还是会保持跟美国公司的正常贸易,要共同建设人类信息社会,而不是孤家寡人来建设信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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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整理稿子时有一点偏激,我们能做和美国一样的芯片,不等于说我们就不买了。

记者:刚才谈到对华为的影响,看到海思这封信之后,从舆论反应来讲非常热血。芯片行业的从业者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国产芯片,包括国产的核心零部件和美国、外国企业的差距。您觉得华为的自主产品和研发究竟走到哪里?包括信里提到的,保证接下来能连续不间断的供应?有没有一个临界点,位于何处?

任正非:为什么不洗一个“冷水澡”呢?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要冷静、沉着。热血沸腾、口号满天飞,最后打仗时不行也没用,最终要能打赢才是真的。

我们首先要肯定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深度、广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特别是美国一些小公司的产品是超级尖端的。我们仅仅是聚焦在自己的行业上,做到了现在的领先,而不是对准美国的国家水平。就我们公司和个别的企业比,我们认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了;但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记者:关于芯片的问题。看到何总发的公开信以后,很受鼓舞。我看资料海思是2004年成立的,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有自己的芯片。当时是怎么推演的,您个人或者华为当时如何决定做自研芯片?包括何总讲到“极限生存”的假设,推演到目前为止,您前两天接受媒体采访说到“我们已经不需要美国芯片了”,这个过程能不能描述一下?当初的推演到现在的结果,符合当初的设想吗?如果美国芯片完全不能供应,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如何?

任正非:其实我们牺牲了个人、家庭,牺牲了陪伴父母……,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理想——站到世界最高点。今天大家憋不住了,就喊出口号,要“争雄世界”、“世界第一”。以前我们是不允许喊的,为了这个理想,我们与美国迟早有冲突。为了避免这个冲突,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很犹豫,能不能戴顶“牛仔帽”,我们曾经准备以100亿美元把华为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合同签订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乒乓球,等待批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公司董事会换届,新董事长比较短视,拒绝了这项收购,收购就没有完成。当时准备卖给美国公司,我们的想法是,一群中国人戴着一顶美国“牛仔帽”打遍全世界。这个想法没能实现之后,我们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从那时起,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山顶”相遇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在山顶上拥抱,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的。

记者:如果美国断供发生,对这个产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前两天看到方舟子发了一个微博“如果备胎好用,何必等到胎破了再用?”,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任正非:如果都用“备胎”,就是体现了你们所说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最主要目的是想做孤家寡人,我们想朋友遍天下。因此,没有像他想象的“备胎好用,怎么不用”,他不理解我们的战略思维。我们不愿意伤害朋友,要帮助他们有良好的财务报表,即使我们有调整,也要帮助。

我刚才也讲到,我们没有和美国公司表明不用它们的器件,而是希望美国公司继续能给我们供货,我们共同为人类服务。在早期,我们还把芯片这方面的开发心得告诉对方,甚至研究成果,我们自己不生产,交给对方生产,要不然全世界的供应商怎么对我们那么好。“备胎好用,为什么不用?”备胎、备胎,胎不坏,为什么要用?

记者:您觉得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大概会持续几年?这对于华为的发展历史会是转折点吗?

任正非:你应该问特朗普,问我就问错了。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当然,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回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最近听说大湾区可以降到15%,实施措施是什么?是不是要在大湾区有户口,是否要在大湾区有工作?换一个地方就不行,这个政策有什么用?科学家本身就是流动的,只在这里上班八小时,还是科学家吗?我们要创造一些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

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是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以色列成为了一个科技高地。第二次人才大转移又来了,美国排外,大量人才进入不了机密研究。美国著名媒体写了一篇文章反问美国“中国如果发明了致癌的药物,也危害国家安全吗?”美国癌中心辞退了三个华人科学家,中国人发明的癌症药,难道也危害国家安全了吗?他反问美国。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了工作信心,为什么不拥抱他们进来呢?他们问“怎么进来?孩子上学难,没户口买不了车,还要缴很高的税收。”应该调整我们的政策,拥抱这个世界。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就是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中国创业。

大家要想到,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种研究基地?所以,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理论基地要突破美国的重围,眼前这个方式比较难,因为中国在基础理论上不够,这些年好一些了。我曾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了数学的重要性,听说现在数学毕业生比较好分配了。我们有几个人愿意读数学的?我不是学数学的,我曾经说,我退休以后想找一个好大学,学数学。校长问我,学数学干什么?我说,想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他问,研究用来做什么?我说,想研究宇宙起源。他说,我很欢迎你!但是我到现在还不能退休,还去不了。我们那时是工科学生,学的是高等数学,最浅的数学。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

中国过去的哲学体系是玄学,即使有佛教,也是梵文,唐僧应该翻译成汉语,但是没有翻。西方推行的是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产生了物理、化学、数学、几何学……各种学科,所以工业发达,建立了工业社会,占领了全世界。现在玄学没有说没用,搞虚拟世界,中国的游戏业发展很快,人类社会的很多生产方式也可能会虚拟化。人类在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中,有50%左右是华人,如果他们受到排挤,拥抱他们进入中国,他们就会在底层平台上创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认为,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对我们改革是好的。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时间。

记者:现在大家对华为有两派很鲜明的情绪:第一,很鲜明的爱国主义,把华为的支持上升到支持爱国的高度上;第二,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情绪,要是不挺华为就不爱国。现在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任正非:那我的小孩用苹果,就是不爱华为了?不能这么说。我经常讲这样的话,余承东很生气,认为老板总为别人宣传,不为自己宣传。我讲的是事实,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爱国,不用就是不爱国。华为产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欢就用,不喜欢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挂钩。华为毕竟是商业公司,我们在广告牌上从来没有“为国争光”这类话。只是最近的誓师大会有时候瞎喊几句,但是我们会马上出文件制止他们瞎喊口号,大家开庆功会、发奖章都没有问题,茶余饭后说两句过头话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能煽起民粹主义的风。

我经常举一些例子,其实就是想泼华为公司的冷水,不能使用民粹主义,这是害国的。因为国家未来的前途在“开放”。这次中美会谈完了以后,中央电视台讲到“我们要开放、要改革”,我好高兴。实际上,我们还是开放晚了、改革晚了,WTO对人家是有承诺的,我们得到好处以后就要去兑现。如果早一些去兑现,做一些贡献,就能团结更多的朋友。中国的钱太多,为什么只存美国,不存一些到欧洲、俄罗斯、非洲……各个国家?如果说担心他们不还,他们是以国家信用抵押的,今年不还,一百年后还,不行吗?中国又不着急钱,这样就分散了风险。对于农产品,为什么非买一家?可以买买乌克兰的农产品,乌克兰就不会那么困难。乌克兰是俄罗斯重武器的“粮仓”,买食品粮食时,是不是也可以买重武器“粮食”呢?我们的重武器一定要自力更生吗?没必要,打赢就行。你们可以看看绍伊古的总司令报告,短短的报告,写得非常好。

记者:刚才谈到做芯片光靠砸钱不行,又谈到需要物理学家、数学家。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华为在此前的场合,无论是华为公司还是您个人,多次谈到“基础研究与基础教育”,包括还有一些广告。针对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华为有哪些具体的动作?这会对华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支撑?

任正非: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共投入了数千人。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上班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他又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等于有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不归属我们。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这就是美国的“拜杜法案”原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喇叭口”,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

上周我们召开了世界科学家大会,我没有去现场,通过视频转播到我的会议室。来了一批科学青年给我做技术翻译,都是博士,很厉害,他们给我解释这些论文对未来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断有这种世界性的交流,我们自己吸收能量,他们也吸收了我们的需求,不断滚动传播。

西方公司在人才争夺上,比我们看得长远,发现你是人才,就去他们公司实习,专门有人培养你,这不是我们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概念。我们扩大了与美国公司争夺人才的机会窗,但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大学生,从大二开始,我们就给他们发offer。这些孩子超级聪明,举一个例子,新西伯利亚大学连续六年拿到世界计算机竞赛冠军、亚军,但是所有冠军、亚军都被Google用五、六倍的工资挖走了,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出比Google更高的薪酬挖他们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创新,我们要和Google争夺人才。我们支持科学家的创新,对科学家不要求追求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因为他们把人才培养出来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前进。

记者:我去参观了华为实验室,有很多新鲜的发明,比如防腐蚀设备、热传导……,我发现都是高中化学的原理,但是运用起来非常神奇。这是不是您眼中的基础科学和基础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基础科学的积累,能够在当下关键节点上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帮助?

任正非:其实原子弹的核反应链式方程,初中生都学过,但是做成原子弹可不那么容易。基础科学看起来道理很简单,实施起来非常难。所以,在国外某项东西可能看起来是很小的发明,但是发明中套发明,再套发明,是数千项专利、上万项专利支撑了一个小小的零件。

记者:苹果一直比较关注基础教育,做得很好。很多ipad、iphone对于孩子学习很有帮助。华为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包括基础学科,华为做了哪些努力?不能光说不做,我想知道对于教育这块的看法。

任正非: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担负起一个民族素质提升的责任来。不能说提到了教育就要去做教育。

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教育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被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深圳教师得到了尊重,深圳老师挣钱多,253个人竞争一个教师岗位。我们帮助清华附中建设清澜山中学,校长说将来能做到中国第一的学校,因为收费高。清澜山只招收两千多个学生,对全社会开放,华为员工抢着送孩子进去,送不进去找我,我说我管不了你们。

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我个人为什么感受很深?我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我亲身经历了他们政治地位低、受人歧视、经济待遇差的窘境,我们自己跟着他们,也亲身体会了这个苦,所以没有选择去当老师。

记者:问一个关于研发的问题,华为在研发投入非常大,今后华为在研发上重点方向有哪些?有哪些技术储备?

任正非:我们这三十年都对着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十人、几百人对着这个“城墙口”,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攻这个“城墙口”,总会把这个“城墙口”攻开的。而且我们炮击这个“城墙口”的“弹药量”,现在是每年200亿美元的研发了,全世界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敢像我们这样对同一个“城墙口”投入这么多的炮击量。

我们仅仅围绕着“疏导信息流量”做努力,终端就是一个“水龙头”,CNBG就是一个“管道”,越这么做,我们越可能领导世界,越容易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合理地位,而且炮击量还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财务受一点挫折,还不会影响科技上的投入,因为员工都不贪钱,生活费都够了。很多科研人员的老婆省钱,我还批评;有人问我,你们华为公司谁是雷锋?你们去奢侈品商店看,买几个包就走的人,问一下她的老公是哪里的?华为的。顺着来找工号,那就是雷锋,不用评了。老公挣钱多,老婆不花,老公怎么还有动力去挣钱呢?我们持续还在同一个领域前进,不会换轨道。

外面网传我们造车,我们不会做的。因为我们的车联网基本上是世界最主要车企的供应商,将来以车载计算、车载电子为主,我们可能产业很大。与别人合作,一起实现了无人驾驶,人家送我们一台车,车上印了华为标记,不等于华为要造车。这只是传说,我们不会随便换轨道的。

记者:您对基础教育很重视,未来有没有可能以某些形式参与到基础教育工作呢?

任正非: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企业要做好企业自身的事情。我们是主战部队,“坦克大军”在前进时,拖着几个孩子、拿着几个识字本,就不可能冲得上“上甘岭”。为人类建立这么庞大的网络,就是我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全世界30亿人口是我们联接起来的。特别是非洲地区,因为不赚钱,西方国家不去,是我们去联接起来的。如果华为不存在了,才是对世界的威胁。

我们不会自己去做教育,因为我们的主战部队还要缩减,要把一些次要的组织砍掉,让他们转为民兵组织私有化,跟着我们前进。就像淮海战役一样,民工推着独轮车送粮食,但是要给钱的。今年春节期间员工加班时,有五千多人提供服务,就是民兵组织,春节不仅买东西价格翻倍,还给服务人员一定奖励,及时兑现。

记者:在我们看来,华为的管理哲学、管理思想是任总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您认为华为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国际的管理哲学长期为西方主导,您是否认为,中国的管理哲学、管理思想是不是到了向世界输出的时候了?市面上有大量的书籍写华为秘籍,存在华为的秘籍吗?华为模式可以复制吗?

任正非:华为没有哲学,我个人没有学过哲学,也没有认真读过哲学书。外面的书,作者我也没见过,不认识,也许是他编的吧。外面流传的华为哲学是大家随便说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认为,如果说华为公司有哲学,就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因为钱在客户口袋里,有三种方法可以拿到这个钱 第一,抢,这是犯罪;第二,偷,也不行,要在派出所待两三天才能被放出来;第三,客户心甘情愿把钱给你,你必须要提供好的商品,为他提供需要的服务。所以,秘密就这一条。

你们看,我们园区的小咖啡厅都做得很好,为什么?不要做假,踏踏实实认真做。以前我们的咖啡厅,五、六个华为员工拿着高工资、股票,在那里做咖啡,还亏损。我说你们创业吧,一个人一个店创业,现在能挣七八十万。我们机关有人说要去查“以前不挣钱,现在挣钱了,搞什么名堂挣钱?”我说,去查一次,就裁一个人,为什么?你的人太多了,不干正事。他只要缴了房租水电,卫生质量好,员工喜欢去消费,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所以,我们的后勤机构压缩得很小,为全世界170个国家、18万员工的后勤保障人员,只有703个。

记者:我特别关注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问题,很多人认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才是我们未来一条活路。您刚才讲海思作为备胎持久生存,就是有自主创新作为基础,但是您又讲“飞机”上非重要地方该放弃就放弃,不要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任正非: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我们同意鼓励自主创新,但是要把定义讲清楚。相同的东西,你自己做出来了也不能用,也要给人家原创交钱,这是法律,谁先申请归谁。无线电最早是波波夫发明,但是俄罗斯为了保密,压制了这个东西的公布;意大利的马可尼先申请,所以无线电的发明权归“马可尼”。飞机的发明者不是莱特兄弟,他们只是完成了飞行。其实真正的发明者是茹柯夫斯基,他的流体力学公式推演了让翅膀如何升起来,奠定了升力流体力学。我们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到今天不过关,但是喷气发动机是谁发明的?中国人。邓小平到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时,斯贝同意把发动机卖给我们。邓小平问军用的发动机卖不卖?英国人回答说卖。其实中国想买民用发动机,主要做民航机的备件,后来英国人军用发动机也卖,也就是现在轰炸机6用的发动机。邓小平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科学家吓坏了,赶紧站起来回礼,说“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伟大发明”。邓小平回来查是谁发明的,是吴仲华,这人在什么地方?一查这个人在湖北养猪,赶紧调回北京去做热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我们为什么不借着吴仲华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为什么在喷气发动机上不能进行理论突破呢?现在飞机发动机设计叫实验科学,不叫理论科学,而飞机一定是理论科学。你们看绍伊古关于飞机的讲话,美国飞机很精密,飞机时间是4000-5000小时;俄罗斯飞机没有那么发达,只能飞1000小时,绍伊古就问,战争时期飞机能飞满1000小时吗?大多数没到1000小时就打掉了,那何必要搞4000-5000小时,还那么贵,于是从实战的需求就确定了他们设计飞机的原则。他说,飞机飞得不快、金属表面不平,俄罗斯就在翅膀形成一层层流膜,解决了高速空气的润滑作用,这样俄罗斯飞机也能飞得很快。F22隐形飞机的隐形原理也是五十年代俄罗斯数学家发明的,俄罗斯数学家说钻石切面是有隐身功能,俄罗斯研究半天觉得这个东西没用,为什么?因为做不到,没有意义,所以批准论文公开发表。美国人读了以后,如获至宝,花二十年时间把F22隐形飞机做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的米波雷达又把F22看见了。

其实中国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创科学家,但是现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学风,这种学风怎么能奠定我们国家的基础科研竞争力呢?所以,还是要改造学风。

记者:您现在的状况是偶发的个案,还是说在未来中国企业是一个经常发生的常态?

任正非: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我们国家的具体社会问题,现在也是让公共关系逼着对外,拿我来当“盾牌”到处“挡枪子”,我就上战场,我老了,打死了就算了,不在乎了。因此,我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关注世界相关领域技术,确定我们战略上哪些有错误的。我跟自己的家人关系都处理不好,我跟儿女交往太少了,跟太太交往也少。她说“你就关心你的公司,不关心家人”,如果我再关心社会,可能我的家就没有了。所以,我对社会无法评价,我也没有精力去研究国内其他企业。

记者:昨天我们参观了华为股权结构的展厅,有两个感受,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华为的股权结构走上了一条跟东亚地区主要科技公司完全不同的道路,例如三星电子以及台积电,外国机构和外国人占股比例高达50%以上,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的股权结构,使西方资本可以从东亚的顶尖科技公司获得资本性的收益,您如何看待差异以及资本性收益这个话题?第二,华为股权结构是华为自己探索一条适合华为自己道路的结构模式,而且华为在过去几年跟西方媒体有过沟通。昨天听下来,目前很多西方媒体都有一些误解,认为并不是全民持股,而是全民的薪酬奖励计划。这就体现了西方的两面性,一方面西方的科技公司比较重视人才、重视技术,有令人尊敬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跟自己不同的模式,会抱有很大误解或者不理解,您认为西方误解的根源在哪里?

任正非:我们对资本不感兴趣,所以就没有研究,西方媒体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去研究,反正我们不会让外面资本进入公司。公司现在的问题是赚钱太多,因为我们不能把价格降低,降低以后,就把所有下面的公司全挤死了,就成为“西楚霸王”,最终也是要灭亡的,所以我们不能在产业中这样做。苹果是榜样,永远是做一把大“伞”,让下面小厂家都能活。如果苹果卖萝卜白菜价,全世界就没有其他手机了。我们钱多,用一部分投入战略,但是不横向扩张,就给大学和科学家给予支持。我们开科学家大会,能把全世界这么多顶尖科学家请来,这也是奇迹。

因此,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

记者:想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您去年和小女儿姚安娜和母亲姚凌拍了全家福,令外界非常惊讶。您作为父亲也好,作为丈夫也好,给自己打几分呢?您平时有多少时间去陪家人?您的女儿在哈佛大学读书,未来希望她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任正非:其实我这辈子很对不起小孩,我大的两个小孩,在他们小时候,我就当兵去了,11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回家的时候,他们白天上学,晚上做作业,然后睡觉,第二天一早又上学去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沟通,没有建立起什么感情。小女儿其实也很艰难,因为那时我们公司还在垂死挣扎之中,我基本十几个小时都在公司,要么就在出差,几个月不回家。当时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证明我们不是在中国搞腐败成功的,在国外一待就是几个月,小孩基本上很少有往来,很亏欠他们。其实小孩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

小女儿在中学的时候,每个星期要跳15小时舞,跳完舞回来才能做作业,晚上一点多才能休息。大学以后基本上做作业到晚上两点多钟,有时候做算法时会做到四、五点钟。小孩很热爱文艺,有人邀请她参加名媛会时,她跟爸爸妈妈商量说她要出席,当时我的态度是支持。因为如果打击这一次,未来她人生的其他路走不顺时,就会说爸爸妈妈堵了这条路,我们还不如挺身而出支持她,她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人家提出来,要照全家福,我第一个表态坚决支持,发表我们家全家福。我太太还以为我会躲闪的,我认为要支持儿女,都对不起儿女了,还不支持她一下?她好好去学习,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记者: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太太?

任正非:我的人生有两次婚姻,三个小孩。我的前妻性格很刚烈,在文化革命中曾经是重庆三十万红卫兵的政委,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我是连红卫兵都参加不了的逍遥派,大学毕业没有女朋友,别人给我们介绍,她能看上我,我真的不理解,她是天上飞的“白天鹅”,我是地上的“小蛤蟆”,那时除了学习好,家庭环境也不好,我父亲还在“牛棚”里,她怎么就看上我了?我们一起走了二十多年,后来就分开了。现在的太太很温柔、很能干,用二十多年时间专心培养小孩,很有成就。我和姚凌办结婚证这些都是前妻帮忙的,小孩上户口也是前妻帮助的。我前妻与我现在的太太关系也很融洽。

记者:昨天去看了股权室,我也很震惊,华为公司与员工的权益高度绑定。您只持有1.4%,只有一票否决权,现在很多创始人都是同股同权或者同股要更多的权力,您在华为的影响力巨大的,内核的本质是什么?

任正非:我们年初完成了投票选举新一届持股员工代表会,是经历了一年多酝酿,然后一股一票的投票出来的。酝酿了一年多,为什么社会不知道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员工会自觉保密到这样的程度。选出的持股员工代表,他就不能代表股票了,他是代表人,一人一票投票表决公司决议。董事会以人数来投票表决决议,常务董事会是在董事会授权下操作日常运作。

记者:任总从来没有用过一票否决权,您有没有在某个时刻其实很想用它,或者未来有什么情况可以用一票否决权?

任正非:本来我的一票否决权有一个截止时期,准备到期就不要了,但我们在通过新章程时,正好碰到英国脱欧事件,如果像脱欧那样民主投票,可能就让一个的企业的命运葬送了,所以就保留了一票否决权,暂时由我来管。等到我们有一部分团队退出,到核心精英团队形成了小集体以后,我就放弃我个人的权力,把权力让渡给由7个人组成的核心精英团队,出现重大问题时进行否决,业务上的事情一般不需要动用。

最后修改:2019 年 05 月 23 日 02 : 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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